张柠博客

诗歌就像一面语言的凹凸镜，横在人与物之间。在透视镜像之中，世界和事物的“实像”是倒的，只有“虚像”才是正的。当事物的“虚像”被视为惟一，而它的“实像”则遭到忽略、鄙视、删除的时候，世界、事物和意义的灾难也仿佛要变成惟一。因此，现实世界是诗歌世界的扭曲和变形。如果说散文是对这种扭曲和变形的直接表达，诗歌表达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。

在《在天堂睡觉的诗人》中，唐不遇试图将这种图景颠倒过来，“梦”因而变成了“倒的”：银河往源头逆向流淌；在通往天堂的阶梯爬行，就像潜水一样要“屏住呼吸”；潜入水底拾到的星星，正好可以填补暗夜的漏洞。面对现实“事物”，诗人同样是逆行：将那些以“活的假象”在恣意横行的事物的耳朵眼堵住，也就是让它窒息、死亡、石化，进而装进诗的口袋，以便能够迅速

作品：《屋顶上长的一棵树》，短篇小说集，曹寇

出版社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许多现代作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都以“恶童”形象出场，其叙事具有和很大的破坏性。他们不像古典作家那样，迷恋于对“美”的呈现，而是迷恋于呈现生活和心灵的“废墟”状态。他们仿佛一位“恶童”，稚嫩的脸上带着焦虑、愤懑、伤心、迷茫的神情，眼里却露出“凶光”。他们手持棍棒，在生活和心灵的“废墟”里翻箱倒柜，捣碎了虚假生活的面具和“美”的观念的硬壳，甚至周围的生物。因而常常与“暴力叙事”相关。事实上他们并不否定“美”，而是在质问：“美”到哪里去了？它被谁毁了？每当读

作品：《下面，我该干些什么》，长篇小说，阿乙

出版社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在文学创作中，与“善”的主题相比，“恶”的主题更具有挑战性。如果作家笔下“恶”的主题，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推理逻辑、符合既定的道德话语逻辑、符合表达意义体系的语言习惯，也容易被人接受。因为它可以起到惩恶扬善的效果，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。无论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很好，是不是恶习难改，人们都愿意看到小说呈现一种能够为我们提供虚构的安全感的世界，哪怕是自欺欺人也在所不辞。当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关于“恶”的主题的小说：其中的“恶”无法用已有的语言逻辑解释，无法用通

郑小琼的《女工记》中，出现了近百个女工的名字，多数都是她在东莞工厂流水线上认识的姐妹：竹青、田建英、刘美丽、李娟、谢庆芳、兰爱群、伍春兰、阿蓉……。我们还记住了另一些名词：大朗、东坑、辽步、黄麻岭、南浦村、石排镇。这些女工都是来自乡村的“农民工二代”。她们带着逃离贫瘠乡村、融进富庶都市的梦想，带着青春而稚嫩的身躯而来，接待她们的却是伤害、侮辱、迷惘、绝望乃至麻木！郑小琼用自己素朴而简陋的笔墨，匆匆地记下了她们的名字、经历、眼神和悲伤。

多年来 

今天的写作者，有意无意在忽略一个古老而且致命的问题：为何写作？那些为了获得肯定和奖赏而写的作品，叙事看上去很精致，结构看上去很巧妙，立场看上去也正确，但缺乏一种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“魂魄”，一边是行尸走肉的技术，一边是“魂魄”正在与钱和权打情骂俏，真正的问题被掩埋在这个时代的垃圾堆里。

读完了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，我发现，青年学者熊培云的文字和写作风格，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稀罕物。与小说家相比，在讲故事或者组织一个庞大的叙事结构这方面，熊培云并没有显示出其优势。与书斋里的学者相比，在建构一个逻辑体系和归纳一些概念这方面，熊培云也没有显示出其优势。为什么他的写作能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？最重要的在于，他对“为何写作”这一基本的、却常常被忽视的问题，有十分自觉的意识。与此同时，他将作家与知识分子这两种思维方式，将“非虚构”与“虚构”这两种写作方式，成功地结合在一起，用他自己的话说

2011年10月，武汉出版社出版了《汉诗·湖北诗选》，集中展示了50多位湖北籍（包括在外省工作的）诗人的诗作，其中不乏优秀诗人和诗篇。与其他各类年度诗歌选本相比，它的特点首先当然是以籍贯作为基础条件，然后再选优秀诗歌文本。最初我想，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今天，“拒绝”陌生人，只找熟人，像做生意的和当兵的人那样，热衷于搞“老乡聚会”，似乎有点怪异。这种“老乡聚会”式的文学选本，各地都有，我也遇到过并拒绝过。我不喜欢这种东西。我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读“湖北诗选”的。

这本“诗选”，看上去也像是一次“老乡聚会”。它也在拒绝陌生的东西，在寻找熟悉的东西。但它所寻找的“熟悉”，不是乡音和面孔的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