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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:20世纪新文化传统的两次变异  

2009-09-04 12:24:3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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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:20世纪新文化传统的两次变异

 

   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,20世纪新文学本身就是一次重大变异的产物。它从总体上终结了文言分离的古代文学传统,开始了以现代个体为核心,以白话文为载体,以个人经验为内在形式的新文学发展历程。这是一个中国人重新学习说话的时代,一个新文学经验再发现的时代,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形式发生的时代,也是一个“人的自觉”和“文的自觉”的时代,从而奠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基调。因历史变异而产生的20世纪文学,试图形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文学传统。但从创作、传播、接受的总体上看,这个新的传统并没有成型,它一直处于飘摇不定的状态。

 

   在此,我不准备从大众接受者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的角度去找原因,倒是想从各种意识形态对“大众”的叙述和再叙述角度思考问题。我们由此可以发现,在20世纪“新文学传统”内部,文学发生的起点或者重心经常漂移不定,由新文学初期启蒙的“个体”,移向革命的“大众”(无产阶级、工农兵),或者移向市场的“大众”(消费者)。每一次重心的漂移,都是一次“集体”对“个体”的吞噬,一次“公众”经验对“个人”经验的涂抹,一次现代文学形式探索的归零行为,一次将新文学传统逼退到原点上的社会运动。对这一重心漂移所形成的文学格局的再改写,使它回到20世纪新文学传统的起点,往往是一个十分漫长而艰难的事情。近100年来,新文学就这样反复被退回现代文化的常识层面,反复地从零起点开始讨论现代文学问题和人的问题,现小儿科之相,以致人们对20世纪新文学传统疑虑重重,甚至有更弦易辙的念头。

 

   当文学发生的起点或重心的漂移,暂时抵达某一目的而成为一时之定局时,就出现文学局势的变异。本文所说的两次变异,一是以1949为标志年份、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“一体化”时期的文学,并且,它还与一个被叙述出来的“想象共同体”意义上的新兴民族国家空间形成密切相关。二是以1999为标志年份、以市场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新“一体化”时期的文学,并且,它还与一个被叙述出来的“交换共同体”意义上的市场话语空间,以及“虚拟共同体”意义上的新兴网络话语空间密切相关。这两次变异的表现形式看似不同,实际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或相似性。

 

   首先,是深层逻辑的一致性,即,语言或者文学本身不具备自足性,其意义依附于外在的事物(政治、经济)上;个体不具备自足性,其意义依附于外在的群体(政治意义上的“大众”、经济意义上的“大众”)概念上;个人经验及其表达形式不具备自足性,其意义依附在一种集体经验之上,表现形式是一种狭义的政治话语(简单的敌友二分法,多数对少数的专政)和一种狭义的市场话语(资本数字化,多数对少数的吞噬)。

 

   其次,两次变异的发生前提和成长经历十分相似。1949年之后的文学,是1942年“延安讲话”的产物,中间经历了1942年至1949年整整七年的迂回和能量积累,成功地建构了一个政治化的“大众”概念,并将这个“大众”概念作为文学歌颂的唯一对象。1999年之后的文学,是1992年“南巡讲话”的产物,中间同样经历了1992年至1999年整整七年的迂回和能量积累,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市场化的“大众”概念,并将这个“大众”概念作为文学生产的唯一救主。伴随着这些全新“大众”概念的叙述和建构,20世纪新文学传统中所希冀的个人、个人经验、经验表达的现代形式探索,等等,全都变得可有可无,甚至被安上各种罪名而遭到打压,或者被商业数字统计学所删除。

 

   此外,文学创作主体及其遭遇也有类似之处。面对政治或者经济两种宏大的权力话语的合法性,作家所丧失的首先是文学意义上的合法性。在政治面前,作家面临的是“存在还是消失”的抉择。多数受五四传统浸润的作家,或者改弦易辙,或者选择沉默,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政治色彩浓厚、文体形式单一的“颂歌文学”的崛起,以及与之相关的“新作家”队伍的形成。在市场面前,作家面临的是“富裕还是贫困”的抉择。多数受80年代新启蒙思潮影响的作家,或者改弦易辙,或者在孤独地写作一种供文学小圈子交流和研究的作品。此时,一支庞大的、被书商和网络点击率所包养的写手站在了大众文化市场的前台。而由大众传播所建构起来的所谓“公众”,正在一种充满奇怪想象方式的、充满感官诱惑的文字中,搭建起一个消费性阅读的大舞台,市场中到处都充斥带着文学假面的怪诞吆喝。文学创造变成了文学制造,文学鉴赏变成了文学消费,意义追问变成了符号商品的引诱。

 

   上述两次文学变异,都是在“解放”的名誉下展开的,一种是以集体政治解放的行政许诺为前提,一种是以大众传播媒介对集体感官欲望解放的叙述为前提。“解放”的神话,赋予当代文学两种变异以毋庸置疑的合法性。其代价是,文学丧失了对各种貌似合法的话语的质疑能力,更丧失了属于文学自身的想象方式,现代文学传统的核心概念:觉醒的个体,一次又一次消失。

 

   自1999年至今10年间所形成的新一轮文学变异,是在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的柔性力量操纵下展开的。据权威机构统计,网络写作的受众人群超过了5000万(实际上恐怕超过这个数字),作者达到了10万人。尽管目前形势尚不明朗,但其来势可谓凶猛,影响可谓强大,以致年轻一代认为,文学就是网络论坛和畅销市场中那种“鬼吹灯”、“盗墓贼”之类的东西,那种毫无生命力的美丽词组,以及类似于“魔兽世界”一样的怪异想象。这种局面导致审美趣味的断裂,作家代际关系的断裂,文学形式演变史的断裂。这种断裂进一步导致批评话语的失效,文学批评话语被一种以数字化为前提的广告话语所取代,冠冕堂皇的理由是“广大读者喜欢”“传播效果好”。

 

   那些在市场上走俏的所谓文学作品,只要不违法,都有他的合法性。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,与其说是一个现实问题,不如说是一个词语层面上的“概念”问题。如何命名?如何评价?怎么和开始说话?文学有文学的合法性,它直指个体存在及其经验的表达;文字商品有商品的合法性,它直指经验表达背后的阅读消费和利润。不要把问题域搅乱了。对于文字商品的评价,正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领域,而不是文学研究的领域。

 

   我们正在“生产时代”向“消费时代”转型的中途。生产是针对需求而言的,消费是针对欲望而言的。需求是有限的,消费则是一个在欲望支配下的黑洞,因此,它是一个可供无限开掘的潜在市场。文字新产品研发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“诱惑”。而“诱惑”的主要工具就是“形象”,包括文字、图像、声音所构成的各种“形象”。这就是“符号商品”生产的基本前提,也是商品之恶的心理根源。当代文学生产或者说符号商品的制造,也在这一逻辑之中。许多作者不是根据文学自身的规律去创作文学作品,而是根据社会欲望去写那些让人们消费的文字商品。这就是这一次文学变异的实质。

 

   特殊的符号商品,即文字(图像、声音)商品,以及与此相关的消费狂欢、对形象欲求的满足,最终的效果和就是产生一种“断裂”:与20世纪新文学传统的断裂,与文学形式史之间的断裂,与人类经验演变史的断裂。如果将这种“断裂”视为创新,那是一个笑话。在一个陈腐而不变的时代里,“创新”的确是一种可贵的品质,而在一个以追求“新奇性”为主导的商品社会,新奇本身就是商品的原则。文学需要追问“新奇”的生成机制,进而对它进行质疑。目前流行的所谓青春小说、网络小说、畅销书,只有新奇,而缺乏自觉的质疑和反思,因此也就不可能提供文学史意义上的形式探索。

 

   这种局面的最终结果是,假设要讨论文学问题,第一件事情就不得不谈论现代文学的基本常识,让文学一次又一次回到现代文学的起点,每一次都如此。我们的文学就像一茬不断被割去的韭菜,每一次都长出一撮小苗。这种违背现代文学常识的状况,使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在起点上不断地做小儿科式的重复。因此,保持现代文学观念演变史和形式演变史的连续性,是文学创作、批评和教育的重要职责。(張檸,2009年8月8日写于北戴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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