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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:命若琴弦的文化香火  

2010-01-24 22:58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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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:命若琴弦的文化香火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2009年去世的文化老人不少,大家知道的学者和文艺家,就有近20位。季羡林、任继愈、梁羽生等人的名字自然是如雷贯耳,王世襄、唐德刚、柳存仁、绿原、何满子、杨宪益、丁聪、欧阳山尊等人,也都是些接近大师级的人物。这些文化老人尽管多数都曾经饱受磨难、历尽沧桑,但总算是寿终正寝(大部分活到了90岁),这是他们的幸运。他们终于摆脱了尘世的磨难,去了一个或许没有烦恼的地方。
   

   但对于后辈们来说,总有一些若有所失的不安感,一种失去父辈之后的焦虑感。大家都普遍感到,学术和文化的薪火日渐式微;依仗政治、资本、传播等各种世俗权力支撑的文化骗子在招摇过市:官僚学者“双面人”,注册“大师有限公司”,为迎合大众传媒这种新的资本形式而往经典中注水。学术文化界进入“群龙无首”的时代。有人还说,他们是最后的“大师”,再也没有“大师”了。暂且撇开“大师”不说,有一点可以肯定,在认字方面,后来者肯定不如那些逝去的老人。比如,认中国古代的文字肯定不如他们,认外国字也不一定能够超过他们,吐火罗文、梵文就更不用说了。连字都不认识,还谈什么写字,谈什么文化薪火。这是后来者的死穴,任何“补丁”程序都无济于事。因此,一个时期的“文化断代”是肯定的,后来者注定是历史的中间物。


   但也用不着过于悲观。事情往往是这样,当很有权威的人要消失的时候,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,觉得地球快要停止转动了、快要毁灭了。实际情形是,他们消失了,地球照样转动,甚至可能转得还要顺溜一点。正如顾炎武所说,“天下”兴亡,匹夫有责,“国”之兴衰,肉食者谋之,我们这些人该干嘛干嘛。所以,在惋惜文化老人们去世的同时,也不必过于害怕和着急,“革命自有后来人”。至于这些“人”到底能够成为什么样的“人”,那的确很难预料。龙种断根,跳蚤横行,也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世相。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后辈们,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,比如编写病毒程序,把古代经典转化为游戏软件,把古籍的文字搬到手机里面去,发明一些老同志永远也弄不懂的“火星文”。意思的确是不大,但总比坐在那里发呆、发傻要强一些。它表明我们还活着。活着就有希望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这些逝去的老人经历各异,除少数几位早就移居海外的,比如唐德刚、柳存仁、梁羽生,剩下来的人的命运都相似。他们的学术命运走势形成的图像呈哑铃状,两头大中间小,青少年时代和晚年都不错,中间的壮年时代则很糟糕。


   对于学者而言,“青少年时代好”,主要是指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,少年时代的古典教育和青年时代的现代教育,敞开了他们的精神空间,为后来的学术创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季羡林毕业于哥廷根大学,任继愈毕业于北京大学,杨宪益毕业于牛津大学,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,郑念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,绿原毕业于(重庆)复旦大学。即使像舒芜、何满子那样没有上过大学的人,也接受了非常好的家庭教育。舒芜自称“桐城派的子孙”(父亲方孝岳为著名文学家,姑母方令孺为新月派诗人)。何满子上的是西式私塾,国学课由一位前清副榜教授,数理化和外语课由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生教授。


   他们都是生于20世纪一十年代或二十年代的人。当他们进入四十岁左右盛年期的时候,本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,学识、见识、身体都处于巅峰状态,应该是开始自己的学术创造的时候,但那他们却遭遇了命运的低谷。他们不得不整天写检讨、读报纸、参加劳动、检举别人;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,诚惶诚恐,忧心忡忡。最典型的是舒芜,刚刚揭露完了胡风,转眼间自己“被”变成了坏人,最后连妻子的命都搭上了。季羡林先生晚年写了一本《牛棚杂忆》,回忆了自己五六十年代的“非人”生活,他反对用“畜生”来比喻人,认为这是对畜生的侮辱,只能称之为“非人”。不仅仅是他们,所有的学者和文人都一样(如茅盾、巴金、曹禺等),他们两手空空地走过了天命之年,没有给自己和后人留下什么。文集中的作品,主要写于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,壮年时代的作品主要是检讨书和声讨文。


   说他们幸运,是因为他们还活着走过来了,没有埋在密山农场、清河农场、北苑农场,向阳湖、团结湖、兴凯湖,北大荒、石河子……直到60岁的时候,他们开始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进入了学术的第二个黄金时代。季羡林、任继愈和他们的同龄人一起,成了80年代大学生的精神支柱。还有像郑念老人那样的人,30多岁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,出狱后65岁到国外定居,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《生死在上海》。丁聪老人更有意思,早年的漫画实在不怎么的,为《文艺报》(试刊号)设计的刊头,像中学生的黑板报,60岁之后却画得出神入化;弥勒佛一样笑呵呵的表情掩盖着一生的酸楚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二十世纪八、九十年代大学生选导师,首选当然是上面提到的那一年龄段的老学者,外加一批四十年代末大学毕业的学者;其次就是选择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;第三才是选那些三四十年代出生、六十年代前后大学毕业的老师。


   总体上看(少数优秀的除外),后面这一批学者,知识结构单一,思想僵化,精神空间逼仄,话语方式不像学者像领导。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,而是时代塞给他们的礼物。他们靠《联共(布)党史简明教程》、季摩菲耶夫的《文学原理》、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喂养成人(有人称之为“吃狼奶长大的”)。他们迷恋那种把人分成相互撕咬的两大群(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)的阶级论。尽管他们后来也认可了“文学是人学”的说法,却主张歌颂“好人”,打击“坏人”。更可悲的是,面对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种复杂的“非人”,他们却束手无策。他们最熟悉的方法论,就是那种变戏法一样的“辩证法”,“一分为二”说得头头是道,却不知道“二生三”的奥秘。在简单的“敌友”、“美丑”二元思维支配下,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伦理学等等,自然也就变成了社会斗争的“一面镜子”。他们的学术命运走势图像一只纺锤,两头小中间大,意思是说,青年时代(五六十年代)他们没有受到最好的教育,晚年也没有留下什么满意的著作,最风光的时候是中间那一段,开批判会、写批判文章、写大字报,他们的学术著作或者文学作品,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批判檄文或者大字报。他们在整人和被整、受虐和施虐的境遇中激动不已,他们既是“非人”的制造者,又是“非人”本身。

 

   至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,他们一出场就宣布:回到五四,也就是去寻找他们的知识导师和精神导师。但是,这一代学者的死穴,就是先天不足,没有“童子功”,元气孱弱。你想想,他们在“文革”时期上中小学,满脑子斗争哲学和无赖思想。直到大学时期,才开始补季羡林那一辈学者少年时代学过的功课,包括古汉语和外语,看了前面忘了后面。到了90年代,正值他们的盛年时期,自认为可以开始做点事情了,却遇上市场经济挤压和诱惑。此刻的学术界,也在各自占山为王,老师变成了“老板”。一批学者开始热衷于“炒学术股”,让学术立马变成钞票和房子。这使他们注定不可能创造阔大的学术空间。他们的学术命运图是一条线,一个“单向度的人”。

   

   与上述情形构成鲜明对照的,是唐德刚和柳存仁。他们早年移居海外,如今都是国际汉学界之翘楚。他们的学术命运走势图,却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状。唐德刚为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,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,纽约市立大学东亚系主任。柳存仁为著名的敦煌学家,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学院院长、澳洲人文科学院院士。他们之所以成就斐然,并非他们是什么天才,除了早年接受良好的学术训练这一基本前提之外,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研究环境安定,没有什么东西去伤害他们,用不着向各种权力(政治的、经济的、学术的)点头哈腰,更用不着为了保持一点可怜的尊严而耗尽脑汁!(2009.12.2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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