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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: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中的“账房…  

2010-02-20 12:03:00|  分类: 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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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

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中的“账房思维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针对顾彬先生的“当代文学垃圾说”和陈晓明先生的“当代文学高度说”,我在《垃圾与黄金: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中的两个极端》一文中,已经将自己的主要观点表达完毕,本来就不准备再饶舌。由于报纸字数上的限制,3000字无疑只能说出一个大概的意思,但我认为3000字也足够了。面对公众,“批评”要及时表达最基本的判断,而不是用所谓的“学术”话语来将评判的底线标准搅浑。如果读了3000字的文章还之后,还对它的字面和背后的意义视而不见,甚至断章取义,那么我只能说,他们不是故意的,就是思维出现了障碍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默契的少、误解的多,这是“语言”的宿命。如今,媒体再一次挑起话头,希望达到“真理越辩越明”的效果,依我看只会“越辩越乱”。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需要“明晰”,比如政治经济军事领域;另一些领域“混乱”一点没有关系,比如文学艺术领域。为了不要再一次出现一统天下的单一评判标准,我接受了杂志的邀请,再一次来“添乱”。但是,我不会将自己的观点看成是代表“国家的”、“民族的”,我负不起这个责任,我只代表我自己,我只对我个人的思考和言论负责。

 

    从总体上看,当下的文学创作“环境”和作家的“技术”,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前30年所不能相比的。这说明我们的精神生活已经开始走向正常轨道,开始回到正常人的起点上,但仅仅是“起点”,离我们的期待还很远,问题还很多,其他领域也如此,这成了常识。我们不能将说出这个常识当作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。将这个常识公诸于众工作,应该由相关职能部门内的专业人士(综合不同文学种类外聘专家的意见)来做。他们会告诉上级主管部门和公众,我国每年生产了多少部长篇小说,是此前的多少倍,增长了百分之多少,其中多少是上等的,多少是中等的,多少是下等的,哪些作品翻译成了外文,国际接受程度和传播效果如何,等等。如果学者或者批评家,整天惦记着那些数据和账目,不说他们越俎代庖吧,那也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,他们的条件和精力都不够。当他们试图“如数家珍”一般向公众列举中国当代文学的辉煌成就时,总是显得丢三落四,厚此薄彼,结论勉强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不知不觉地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学的“账房先生”行列,定期向上级和公众展示账本数据和仓库存货。

 

长期做“账 房先生”的结果,就会产生一种“账房思维”:迷恋存货的数量,混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,认为自己仓库里的东西都是好的,对别人的批评反感。当然,他们在自己的仓库内部也分等级、贴标签,但分级的目的是先找出一批好的,然后在好的中间再找出最好的,排排坐分果果。关起门来鉴别,也会产生专业人士,“账房先生”升级为“鉴宝专家”。“鉴宝思维”是“账房思维”的升级版,也可以简称为“帐房2.0”。“账房先生”式的批评家,可以毫无障碍地在“账房思维”和“鉴宝思维”这两种思维模式之间自由切换,像双频手机一样。久而久之,他们终于养成了一种“荐宝思维”,成为“荐宝专家”。“鉴宝专家”是极端的、苛刻的,他们会像电视“鉴宝”节目中那样,将赝品当众敲碎。而“荐宝专家”是中庸的、变通的,他们的主要工作是“荐”,并根据各种权利的需要来选择自己所荐的对象,郑重其事地向国内国际市场推广。而且他们从来也不砸碎什么,因为他们吃不准下一步什么宝贝会得宠。

 

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资深外籍中国文学专家顾彬先生,主要是一位“鉴宝专家”,偶尔也充当“荐宝专家”。他一辈子在中国文学的仓库里辛勤工作,令人敬佩。他的《20世纪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》等著作,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。但谁也没想到他会对自己管理的货品中的当代部分产生疑惑,进而感到厌倦,接着突然“反水”,发出“垃圾”的感叹,这让人始料不及。其实,对中国文学有着深厚感情的顾彬先生,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对其“垃圾说”的附和与肯定,而是希望出现有效的反对声音。否则,他一辈子的工作就成了研究“垃圾”。尽管顾彬先生后来对自己的观点做过补充说明,但批评还是来势凶猛。对顾彬先生的批评无疑不能简单化,比如,你说差我就说好;你说“垃圾”我就说“黄金”;你说好的只有百分之五,我就说有好的有百分之九十五,像故意跟人较劲似的,其实骨子里依然是“账房思维”或者“荐宝思维”。

 

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谈到,“垃圾说”与“黄金说”,或者“低度说”与“高度说”,在深层思维逻辑上是同一的,是一种极端思维的两种相反的表达形式,就像“爱极”和“恨极”两端情感合二为一的一对“冤家”,钱钟书喻之为“冰炭相憎,胶漆相爱”。我不认为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判断,属于“立场”问题,我认为是属于“方法”问题。以顾彬先生为代表的这种观点的持有者,以及他的反对者,都是将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某一种方法当作了方法的全部,也就是把“账房”—“鉴宝”—“荐宝”当作了全部。当他遇见了不合所谓“宝”的标准的东西时,便当作“垃圾”抛弃。这种只认“宝贝”不认“人”的研究方法,并非文学研究或者人文科学研究的全部,它只能是方法的一种。

 

文学研究和批评者身份的合法性,首先当然是要成为“鉴宝专家”,对词语组合、叙事结构、意义指向、历史价值等问题,有敏锐和准确的判断。在这个前提之下,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“宝贝”,其实并不困难。但是,当我们说一件作品是“垃圾”的时候,就会遇到老式“鉴宝法”无法解决的新困难。什么是垃圾?是按照一件物品存在时间的长短来判断?还是根据物品的功能和结构来判断?假如按照时间来判断,那么越久远的越是“宝贝”,越当代的越是“垃圾”;古代文学全是宝贝,当代文学全是垃圾;而且古老的垃圾在今天也会变成宝贝,就像一块“三星堆”出土的瓦片,要比一幅当代的水墨画更宝贝一样。从这个角度看,研究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及其文学作品,无疑就是在研究“垃圾”。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还是一样,分析它的结构和功能,以及这种结构产生的精神背景及其精神症候。

 

当代文学的结构和功能的多样化,对传统的“鉴宝专家”的方法,构成了巨大的挑战。我们应该迎接这种挑战,而不是简单地将它们扫进垃圾堆。它要求“鉴宝专家”的鉴定方法,不能局限在对品相的直觉和对表面纹理的观察层面上,而是要达到“分子”水平,达到显微镜的观察水平,达到碳14的分析能力。这样,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一个全新的五彩缤纷的语言世界和精神世界,也就是“垃圾”的微观世界,进而将“垃圾”放在生成环境之中进行考察。我们既要看到“宝贝”和“垃圾”的诞生,也要发现那些想成“宝贝”而不得的心灵挣扎过程。

 

文学研究和批评,作为“人文科学”(或者叫“精神学科”)的一个分支,它以“人”为起点和终点,而不是以“榜样”和“模范”为起点和终点。它指向“总体的人”及其精神现象的生成机制和表现形式,并通过对这些“机制”和“形式”的再阐释,实现经验交流的目的。如果说人的心理、意识、精神现象,还有道德和审美水准等,它们存在等级的话,那么它们的呈现形式的确也是有等级的。但是,这种等级的划分(“荐宝思维”、排座次思维)是暂时的而非恒久的,是变化的而非凝固的。在这里,对复杂的心理经验或者精神现象、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和历史根源,以及它们的表现形式(无论它是垃圾”还是“黄金”)进行重新阐释,是文学批评迫切而重要的工作。所谓“重新阐释”,不是放弃价值判断,而是改变思维的惯性,寻找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,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增加感知的复杂性,承认精神生活的多样性,提高公众判断的自觉性,提高“自我启蒙”的可能性。它首先要具备科学的分析能力,所谓的“价值判断”不过是一种附加的工作,甚至是让读者看完“分析报告”之后自然而然会产生的判断。文学批评家不要抱定一种“荐宝师甚至“文学拍卖师”的身份不放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近期,批评界流行一种观点,说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不必“仰西方之鼻息”,要描写和研究中国经验。我非常赞同这句正确的废话。是不是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从来就没有独立自主精神呢?2010114日,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“本土经验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”国际研讨会上,作家莫言、格非、阎连科、李洱等人一致表示,他们描写的从来都是中国经验、本土经验,他们也写不了别国和别处的经验。既然作家已经本土经验化了,那么谁在仰人鼻息呢?剩下来的当然就是批评家了。我看也是如此。从结构到解构,从殖民到后殖民,从西方中心到东方中心,从文学性到现代性,说的是西方流行的名词,唱的却是南辕北辙的反调。在一种“理论依附”的大前提之下,其深层逻辑无疑是一致的,同样是“冰炭相憎,胶漆相爱”的格局。批评要做的,不是像文学的奴才一样为主子争宠,而是做独立的、有效的、文学的分析和研究工作,写出属于文学自身的文章,批评文章要对得起文学,而不是别的什么。

 

文学经验的本土性或者说民族性,似乎吻合了“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”这样一句流行的真理。世界文学经验的确是以民族经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。但民族经验不一定必然会成为世界的共同经验。既然中国作家写的都是本土经验,那么为什么在成为人类的共同经验这一点上遇到了尴尬呢?让我们来找一大堆借口吧:翻译的意识形态问题,西方中心观念问题,作家创作问题,批评家的局限性问题,等等。我只好中庸地说,是所有这些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。实际上,批评家能够做的,只能是提高研究和写作能力,而不是找意识形态的借口。所谓的“本土经验”或者“民族经验”,不是去写一些人家不懂的怪癖,而是通过本土(民族)经验的独特性,去传达人类能过感同身受的、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的东西。题材研究要向经验研究逼进,主题研究要向母题研究逼进,风格研究要向意象演变史研究逼进。

 

简单地举几个例子。比如莫言的创作,带有强烈的本土经验色彩,但他无疑包含着许多人类经验。莫言笔下那位著名的“黑孩”,生活在“文革”时期的恶劣环境之中。令人震惊的是,他的痛觉经验完全丧失,听觉经验出奇地发达。他笔下的“母亲”,全都是“饥饿艺术家”,是饥饿经验的传递者。《食草家族》中的呕吐经验,既带有共同性,更有本土性;那些人见到美丽的绿色就呕吐,这是长期在饥饿中吃草产生的“呕吐经验”。他笔下人物的“成长经验”,不是向上、向强壮长,而是像野草一样横长,长出六个指头,歪脖、罗锅,等等,甚至直接就长成了动物。类似的经验,我们在《小城畸人》、《铁皮鼓》、福克纳的小说中也见识过。最近出了一位“打工诗人”叫郑小琼,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,被命名为“底层写作”的代表之一。这种无效命名,降低了写作的艺术性,增加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。郑小琼的诗歌的最大特点,是改写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中“钢铁”和“机器”意象的意义和走向。她将“钢铁”和“机器”这个在五六十年代代表火红的、社会进步的意象,改写成了一个冰冷的、人性倒退的意象。打工妹用手触摸机器和钢铁,被它的冰冷撕去了皮肤。触摸经验如此强硬和残酷!形式史、经验式、意象史,它们与社会表层的进步与倒退无关。它们自成一体,为世界经验体系增加新的内涵。文学自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,我们用不着往政治经济道德民族这些空泛的概念上蹭。我们应该检视我们的批评史和研究史,是不是在狭隘的“民族主义”和狭隘的“世界主义”之间左右摇摆,而从来也没有进入过批评的自觉自主的时代?

 

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前三十年的评价和研究,同样需要做得更细致和多样,不要局限在“账房思维”、“鉴宝思维”、乃至“荐宝思维”之中。这种思维导致了一种评价的拉锯战,原来说它“好得很”;后来又说它“糟得很”,没有什么文学性;今天,苍蝇一样绕了一圈又回来了,又有人开始说它“好得很”。我觉得很无聊。前三十年的文学究竟是“黄金”还是“垃圾”这样的问题,已经变得毫无意义。但不能否定的是,它曾经存在过,它是整整一个时代好几亿人的说话方式乃至精神历程的记录。它的形式史、话语史所承载的精神演变史,就摆在我们面前。它的词语排列组合之中、叙事和抒情之中,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精神秘密?换句话说,那个时代的精神,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化装出场的?毫无疑问,它并不是一目了然的,而是需要再解读和再阐释的。这种解读和阐释,不能局限在对作品的品相直觉和表象观察的层面上,同样要求达到“分子”水平,达到显微镜的观察水平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根本用不着用“审美快感”或者“阅读愉悦”来诱惑年轻一代读者,而是通过形式史与精神史的相互阐释发现它们的叙事秘密,提供破解精神秘密而产生的解放式的感受。

 

比如,对《三里湾》这样的小说的评价,昨天说好,说它通过描写一个小村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大变化;今天又说不好,说它概念化、意识形态化;明天又发现一个新理论可以论证它很好,反反复复变色龙一样。不能根据个人的情绪变化来评价作品,也无须用“荐宝思维”来给它确定等级和价位。我们必须要客观地考察它的分子构成、叙事指向、历史功能。小说《三里湾》讲述的是一个组建“新家”(合作社)的故事。封建社会的崩溃,在长篇小说中经常表现为“家族崩溃”的主题,从《红楼梦》到《家》和《财主的儿女们》都是如此。不同之处在崩溃之后的选择,有的选择出家(宝玉),有的选择离家出走(高觉慧),有的选择革命(蒋纯祖)。那么革命结束之后(新中国)怎么办?《三里湾》的结论是,组建新的家族:合作社和人民公社。小说叙事冲突的背景是,家族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冲突、家族情感(亲情、爱情、友情)与行政情感(爱社如家)的冲突,以后者取胜为目的。《三里湾》叙事的总体指向是:单干的互助了,互助的入社了。“旧家族”分裂了(年轻人要分家),“新家族”建成了(全部入社)。私人的驴卖到市场上了,市场上的驴又回到了合作社。如果不入社,和睦的闹崩了,结婚的离婚了;思想转变同意入社,离婚的结婚了。闹崩的和好了。坏事变成好事了,后进的变为先进了。入社的样样都好,不入社的寸步难行。

 

再如《青春之歌》,也无需用“审美快感”来诱惑读者,而是要发现它的叙事秘密。这部小说总的来说是一个“成长故事”。它由两条交错的主线构成,一是主人公林道静的自我确证线索,二是林道静性格发展线索。前一条线索中出现了“三个林道静”:抛弃父亲(剥削阶级,白骨头)选择母亲(劳动阶级,黑骨头)的林道静;抛弃家庭(大家和小家)选择自我(启蒙)的林道静;抛弃自我选择集体(革命)的林道静。于是,第二条线索的成长故事顺理成章地出现了。但它是在一个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中展开的:先拒绝胡梦安,选择余永泽;然后是抛弃余永泽,选择卢嘉川;最后将卢嘉川(有五四精神痕迹的革命家)“处死”,而选择了江华(坚定的革命战士)。女性革命之路,伴随着爱情和欲望叙事展开。

 

那个时代的诗歌也是如此。通过阐释我们能够发现诗歌意象体系和象征关系建构的诸多秘密。比如,在早期的颂歌体中,歌颂的对象与铺陈的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。比如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、江河、高山、大海,这些巨大的自然物像,对应的是崇高的现实主题、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,“风暴-革命-战争”,“太阳-领袖-党”,“大海-人民”,“土地-母亲-民族”,“高山-青松-英雄”等等。新的颂歌就是重构一个“事物-词语-象征物-意义”之间的新的链条,将某一事物和某一词语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,构成一种等级森严的全新的意向体系和象征关系。在政治抒情诗中,原来简单的“物像-词语”序列变得更多样,然后将这种多样性,归结在一个“词语等级体系”之中。这个“词语等级体系”对应于“社会等级体系”,从而构成两个相互对应的词语“星云图”。

 

一个时代的文学,能够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叙事秘密和精神演变提供典型文本,这就足够了。我们用不着通过鉴宝思维”“荐宝思维”为文学作品定等级判高下,当作工作的全部内容,更不要说什么“垃圾”“黄金”,“最低”“最高”。我相信,精细的分析和解密工作,是今后文学评价和研究的方向,而不是那种意气用事、非此即彼的争执,以及面对“伪问题”的聒噪。(2010.2.19 写于北师大)《北京文学》2010年3期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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