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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柠博客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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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乙的“恶之花”  

2012-03-15 11:29:0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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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:《下面,我该干些什么》,长篇小说,阿乙

出版社: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在文学创作中,与“善”的主题相比,“恶”的主题更具有挑战性。如果作家笔下“恶”的主题,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推理逻辑、符合既定的道德话语逻辑、符合表达意义体系的语言习惯,也容易被人接受。因为它可以起到惩恶扬善的效果,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。无论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很好,是不是恶习难改,人们都愿意看到小说呈现一种能够为我们提供虚构的安全感的世界,哪怕是自欺欺人也在所不辞。当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关于“恶”的主题的小说:其中的“恶”无法用已有的语言逻辑解释,无法用通常的意义体系自圆其说,无法用既定的道德话语对它进行审判的时候,我们会感到无可适从,甚至愤怒不已,最后是彻底的绝望。当然,还有最后一种方式,那就是让这种无法解释的“恶”消失,仿佛从此天下太平。

青年小说家阿乙的新作《下面,我该干些什么》,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令已有的语言、价值、逻辑束手无策的“恶”故事。小说写以一位19岁的青年犯罪的故事为开端(他将自己的同学杀死了),详细描写了他逃亡、自首、坐监、受审的过程。其风格的冷酷和想象方式的怪异,引起了读者的关注。

在文学史上,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,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,马尔克斯的《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》,博尔赫斯的《杀人不眨眼的比尔·哈利根》,还有加缪的《局外人》等。陀氏呈现了古典“罪恶”观念的荒诞性,并将惩罚的权力交给了上帝。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的情节的荒诞性,让人的意志和行为的自主性丧失了主动权。加缪让“罪”的主题获得了形而上学性质,并将意志的冷漠和性行动的盲目性结合在一起,试图借此摧毁世俗道德审判的逻辑惯性。这些文学遗产,无疑影响了阿乙的创作。但阿乙的故事的诞生的现实基础是清晰的。

小说主人公,一位被家庭、社会、学校忽略的青年,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,冷静地叙述凶杀事件的经过。小说叙述的重心,其实并不在凶杀事故本身,凶杀事件一开始就被呈现出来了,“罪人”一开始就出场了。如果按照侦探小说设计,那么它一开始就可以终结了。可是,这部小说的整个叙述,是在凶杀事故发生之后。它要解决的问题是:“为什么”,他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人?如果答案是由法官、记者、心理咨询师、青少年犯罪研究者提供的,那么这部小说就毫无意义。最终的答案是由小说叙事提供的。不管你是否接受,这个答案的荒谬性、不合逻辑性本身就呈现出了它的意义——既定的话语、逻辑、词语,并不是万能的。

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荒谬的。我们不愿意看到人们为这个荒谬的时间再增添一些荒谬的因素。于是我们假装自己为这个世界找到了不荒谬的理由,并且不断提用词语去建构一个不荒谬的世界。当世界的荒谬性进入了难以自拔的境地时,人们还有最后一招,那就是用“情感”来感化他、捕获他,让他在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面前低头认罪,以便达到否定那些不符合公公思维逻辑的行为的目的,以便使它曲折地进入社会的陷阱。特别是母爱、父爱。关于这一点,阿乙的小说中也出现了。读到这里,我们会为他捏一把汗。如果这些东西的出现,成了小说结尾的理由,那么它就成了一个道德教化和惩恶扬善主题小说。幸好阿乙坚持住了,没有让这种滥情的主题大面积地泛滥,而是光亮一闪就过去了。

由此,这部小说还没有落入俗套,因而显示出了它的价值——作者对“恶”的描写,几乎达到了纯粹的地步。有人或许会用“虚无”来质疑。是的,对于文学艺术而言,有时候“虚无”比“虚假”更值得珍视。这也是我愿意认真对待阿乙的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当然,这个小说也有一些瑕疵,比如,有时候主人公的语言与他的身份不合,超出了他可能具备的能力,是作者的意愿强加给他们的。只要在叙述中稍加收敛,这个小的瑕疵就可以克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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